胡亥在秦始皇驾崩之后继承了皇位，但其登基之初便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权力挑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胡亥选择了最极端也是最血腥的方式——清除潜在的政治对手，尤其是那些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是胡亥内心深处对于权力的极度渴望与恐惧，以及对忠诚与背叛之间界限模糊不清的认知。

根据涂山有情点数，胡亥共杀害了多达三十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这些残酷的行径不仅令人发指，更是历史上罕见的暴行。其中，有的被肢解，有的则遭受了更为惨烈的命运，如被活埋或者烹煮。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对皇位构不成任何威胁的女性亲属，也同样未能幸免于难，这反映出胡亥心中早已失去了对亲情的基本尊重与怜悯之心。最为人所不齿的一幕发生在对剩余十几位公子公主的处置上，他们竟然是被用巨大沉重的石碾残忍地碾压至死，场面之血腥，令人难以想象。

胡亥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手段，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自身地位稳固性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权臣赵高的唆使与操纵。赵高作为胡亥身边的重要谋士，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建议下，胡亥才一步步走向了这条充满血腥的道路。

赵高利用胡亥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特点，不断灌输给他一种危机感，让他相信唯有通过铁腕手段才能确保王权的绝对稳定。而胡亥本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权力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惶恐与不安，这使得他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从而做出了许多违背常理甚至人性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亥的行为令人发指，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是个例。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里，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类似的家族内部清洗事件并不少见。

然而，胡亥所采取的手法之残忍、范围之广泛，仍然超出了涂山有情认知。

胡亥即位后在朝堂上经常以各种罪名处死大臣，例如谋反、贪污、侵占民田等，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

蒙恬的弟弟蒙毅，同样未能逃脱厄运。他因直言敢谏，触怒了赵高，被冠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惨遭车裂之刑。蒙氏兄弟的悲剧，如同寒风中的落叶，无声地诉说着忠诚与背叛的故事。

而丞相冯去疾，面对朝廷的腐败与赵高的专横，试图力挽狂澜，却终因势单力薄，被赵高以贪污之名诬陷，最终被迫赐剑自刎。一代贤相的陨落，标志着秦朝内部矛盾的激化，也预示着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些重臣都是为秦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前朝大臣们就这样成为了胡亥巩固自己权力的牺牲品，他们的死让朝堂上的大臣们感到震惊和恐惧。

在胡亥统治的末期，民间怨声载道，起义之火四处蔓延。胡亥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被推向深渊的边缘，但此时的他，已无力回天。赵高的野心日益膨胀，他密谋废黜胡亥，自立为帝。

胡亥在位期间，为了满足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与野心勃勃的政治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加重了对民众的压榨。他不仅提高了原本已经沉重的赋税标准，还频繁征发徭役，使得普通百姓不仅要承受更高的经济负担，还要面对劳动力被大量抽调的局面。这无疑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许多家庭因此陷入绝境，不得不通过卖掉子女来偿还债务或是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胡亥下令，将全国各地的农民召集至城市中心，迫使他们放弃世代耕作的土地，参与各类繁重的工作任务，有的甚至被强行征召成为守卫边疆的士兵。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急剧下滑，田地因缺乏劳动力而荒废，农作物产量锐减，食物短缺的问题日益严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那些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在陌生的城市中挣扎求存，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面临着种种未知的风险与挑战。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而言，农业基础的动摇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同时，这样的政策也催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大量的农村地区人口流失，原本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渐渐荒废。这不仅影响到了粮食供应，还破坏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在古代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土地则是农民生活的根本。当大批农民被强制迁往城市，土地荒芜的现象随之而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这直接威胁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儒家治国理念中“仁政”的原则，即统治者应当体恤民情、减轻民众负担。胡亥的行为无疑是与这一思想背道而驰的，最终也为秦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原本的城市基础设施难以承受如此快速的增长，导致住房紧张、卫生条件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加之战争频繁、徭役繁重等因素，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标志着秦朝末年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场起义虽然最终未能推翻秦朝统治，但它揭开了秦朝灭亡的序幕，为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奠定了基础。

总之，胡亥时期过度压榨民众的做法，虽然短期内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秦朝统治的根基，加速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崩溃过程。这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任何政权如果忽视民生疾苦，必将失去民心，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