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季节大西北夜里温度确实很低，冻坏是有可能的。

好吧，我强忍着瞌睡，在沈秀兰指使张明德将手电筒架起的一片亮光中开始一个一个的拣土豆。那时候弟弟早就睡着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第二天沈秀兰把我分拣的那筐土豆送给了村里的另一个女人。

她非常热情的跟那个女人一起将筐抬到人家的架子车上，然后你拉我推的说笑着出了院门，我愣愣地看着自己在痛苦中完成的劳动成果原来是这样一个归宿，有点想骂人。

等沈秀兰进门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去质问：“妈妈，你既然要把这堆土豆送给李婶，为什么不让她自己来拣？”

母亲说：“拣好了送给她她就免得再拣一次了啊，她直接就可以种了。”

母亲的声音比我大多了，我再争辩她一定会骂我的，我只好闭嘴了。

有时候我会跟她吵架，会攀扯着说：“为什么弟弟什么活都不干，你却不说他？”

因为上初中时，弟弟的个子都比我高很多了。他不干活，家里的活都让我一个人干，有时候难免会心里不平衡。

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含糊其辞地说：“怎么不让他干，我让你们两个一起干的啊。”

我说：“他放下书包就跑出去玩了，在你回来之前才进门，每天都是这样，活都是我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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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秀兰就说：“是你干的活，那你要干就干好嘛。你不要让他出去玩，跟你一起干啊。”

我再想说点什么，嘴巴张着，但感觉喉咙像是被堵住了，明明满肚子话呢，可就是没法变成声音了。我恼火的茫然四顾，会看到弟弟躲在不远处狡黠的幸灾乐祸的笑。我对这个家烦透了。

初二的时候我在学校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被很多班级的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因而几乎全校同学就都知道了我，引来一些男同学的同情和女同学的嘲笑。

那时候我很孤单，没有朋友。除了成绩还不错，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我的母亲沈秀兰没有体会过读书带来任何好处，即便是嫁了一个知识分子丈夫。因而她对孩子们学习好坏是无感的，她对孩子未来如何也不会多想的。她就是细细碎碎的过每天的日子。

在地里不断地跟风种西瓜种大葱，同时在家里养很多鸡很多猪，想方设法的搞活我们家的经济。

她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不懂得控制成本，总是投入太多，执行力也比较差，因而不断折腾，却并无多大的收益，每次就混个保本，有时候也稍微赚点。

但我们全家跟着她一起投入的物力人力的成本却是非常高的。

家里经济状况一直非常紧张，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总是旧的，我常年穿的都是小姨淘汰下来的，尺码有点大，凑合套在身上。

尽管如此，初二那年，张明德在同事的鼓动下，头脑一热，毫无积蓄的情况下居然东借西凑的在市里买了一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