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厚着脸皮抱着碰运气试试看的态度跟单位借钱，没想到老领导一口答应了。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里，父亲说：“哎呀，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嘛。”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弟弟张磊呢，听说我有了这样一笔钱，打的主意则是，能不能先挪给他用，按他当时的话说“他买房是刚需啊”！

我也没有房子，也是租房住，但没人觉得我需要买房，没有考虑我的刚需问题。

那时懦弱自卑的我，第一次体味到来自我那个原生家庭的凉薄。

尽管如此，此后的几年里，我依然给他们买吃的，买穿的，买生活用品，买厨房电器，就想着改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过得好一些。

后来，我离婚了，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回家，千里迢迢坐火车二十多小时，回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现烧。待两天惹得母亲不高兴时，她会直接说：“这些畜生东西，还不如不要来了。”

这些话就像初冬的冷雨，无情地浇到我身体，深入我的肌肤，令人久久难以忘记。

后来我带着孩子在滨都过着艰难的日子，我也没有能力再给他们买什么东西，我不跟他们联系时，他们不跟我有任何主动的联系，尤其是我的母亲沈秀兰，她就像没我这个女儿一样。

我的心就这么一点点地冷了下来。

一个家庭，一个当妈的，把最善良最老实的那个孩子逼得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榨干了这个老实孩子的价值后就不理不睬，我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除了在夜深人静时叹息自己命运太差，投胎的技术太差，还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