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只要不刮台风,渔民就可以下海打鱼,不受旱涝灾害影响。”
孙承宗见太后铁了心地,要向大海要粮食,知道这也是目前情况下的一条出路,便闭了嘴,再不提祖制。
祖制上也没有太后能秉国这一条,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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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会形成了第一个决议:放开海禁,允许渔民下海打渔,还备注了一条,只是允许渔民在近海打渔,当然,凭他们的小船,也划不到深海里去。
至于是否允许通商,那个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话题。
接下来,就是讨论如何制定政策,规范管理的问题,同以往的流程一样,各部大佬都要给出意见,先形成一份初稿,再逐项讨论后定稿。
然后选一块地方做实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做修订,最后才能形成可操作的管理方案,推广到沿海各地。
做过天津巡抚的毕自严,为天津争取到了,这个实验的机会,他说:“天津近海,离北京又近,消息传递很方便,同时,天津加工的渔获,运往陕北灾区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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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捕这件事,勉强可以归入户部的管辖范围,七十一岁的老臣郭允厚,头都大了,户部本来只管钱粮收支,现在,他好不容易提拔的接班人范景文,被拉去管种地。
现在,又要去海里捕鱼,他哪有精力来管?
他私下里找到首辅孙承宗,诉苦道:“非是老臣不愿意任事,实在是年纪老迈,精力不济,顾不过来啊,要不,在户部成立一个农业司,专管种地和捕鱼?”
张蔷也觉得,把农业部和财政部混在一起,责权不明,难以管理,于是同意了郭允厚的意见,在户部下面,新增一个农业司,专门分管农林牧副渔生产。
范景文以左侍郎的职位,主持农业司的工作,此是后话。
再说刘鸣谦和钱陞,被张蔷请来参会,主要是让他们在朝廷制定的海捕管理方案中,以商人的身份,提供意见,保证能让参与进来的商人,有利可图,只有利益,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