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之雄把阿秀送回电影公司的宿舍，又匆匆返回了赞善里哑巴的杂货店。从昨晚了解的情况，哑巴很有可能是唯一目睹真凶的人，他想与哑巴更深入交流一下，了解更多的细节。

哑巴特意找来一个懂手语的街坊，把昨天晚上他的亲眼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田之雄：昨晚大约九点前后，天下起了雷阵雨，一个精瘦的年轻人，手提一个长方形的木箱，胸前挂着一部带着皮套的照相机来到他店里，起先并没有买东西，只站在屋檐下。哑巴以为他进来避雨，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买了几根香蕉，边吃边在店里转。突然，电灯灭了，这种事时常会出现，他就点起了汽灯。又过了一会儿，从巷子里出来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冲年轻人喊了句什么，年轻人便冒着雨和那人一块匆匆走了，哑巴好心想借把雨伞给他们，喊了几声，那两人头都没回。

田之雄插话问：“这两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征？说了什么话没有？”

哑巴认真想了想，摇摇头，只描述年轻人中等个子，身形精瘦，付钱时看到右手虎口有一条伤疤；而另一人穿着雨衣，面目不清，不过，他穿的那件雨衣很像陈伯平日里穿的那件。

后来，他估摸着陈伯应该收摊回来了，便上楼去看看是不是电闸出了什么情况，结果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发现了已经倒卧在血泊中的陈伯，吓得魂飞魄散，便赶忙叫来了隔壁卤味店的老刘，老刘随后打电话报了警。

与哑巴聊完，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从昨天半夜接到电话，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了，田之雄一刻没合眼，心绪始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亢奋之中，他要尽快查清陈伯的遇害真相，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

他从哑巴的柜台上买了盒烟，坐在他以前住过的屋子里，认真梳理着从昨晚到今天获得的信息，陷入沉思。他以前是个“老烟枪”，熬夜工作、废寝忘食、烟不离手是常态，自从在台北受了刑，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后，遵从医嘱，他几乎戒掉了。巨大的压力和纷繁的思绪，又使他下意识地一根接一根抽起来。

如果按照郑警官的推断，是毛贼入室盗窃被主人发现，急于逃跑遂而动刀伤人，那楼下带着照相机和长方形木箱的同伙又如何解释？这年月，照相机可是贵重物品，寻常中产家庭想照个相还要去照相馆，两个毛贼怎么可能背着相机作案？

还有，嫌犯有两人，如果是入室盗窃，也用不着专门在楼下布置一个望风的吧？偶遇主人突然回来，两个人可以一同轻易制服主人，然后从容逃走，轻易不会致人死地。谁都明白，偷窃是轻罪，杀人可就罪无可恕了。如果换个角度，是另一帮人做的，比如台湾特务，那就解释得通了，望风的应该是特意布置的警戒哨，照相机则是监视用的特工器材！

综合郑明德的说明、凶手的杀人手法以及哑巴的描述，他逐步推断还原了事发经过，应该有两名嫌犯，一个负责楼下警戒，一个潜入陈伯的家搜查，但不知怎的，楼下负责警戒的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陈伯因大雨突然早回，将那个潜入的家伙堵在家里，那个家伙情急之下急于脱身便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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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他迷惑的是，如果是特务干的，这两人携带的照相机和那个木箱多半是监视陈伯的器材，甚至不排除有武器，他们还清楚地知道陈伯的住处以及家中无人的情况，这说明特务已经对陈伯监视了一段时间了，可为什么由负责监视的特务匆匆跑去搜查陈伯的家，而不另派人去呢？从而直接导致了因陈伯突然早归而措手不及，这可不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特工组织所为。还有，如果特务通过监视发现陈伯只是个交通员，那就更没有理由匆匆掐断好容易获得的重要线索，而应该盯住跟他联系的人啊？

本来，他在中环警署看到陈伯遗体时，心里断定必是台湾行动特务所为，可思虑再三，他又对这一判断产生了怀疑。陈伯牺牲，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报警，可如果自己认定系台湾特务所为，就会让组织上推断，作为陈伯单线联系人的他，很可能也已经暴露，须立即撤回，那样的话，好容易在香港站站稳脚跟的他就前功尽弃，那损失可就大了！这是他内心压力巨大的主要原因。

哑巴几次敲门进来拉他去吃饭，他都谢绝了，半盒烟也抽完了，田之雄站起身推开窗户，雨后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散去了满屋的烟雾。

他反复回顾了自来香港后与陈伯见面并传递情报的过程，认为出纰漏的可能性不大，况且情报都是当天就有人取走了，绝不过夜，因此，就算是特务盯上了陈伯，并潜入了其家中，应该也是一无所获，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田之雄与陈伯之间存在着秘密关系。

他最终作出决定，立即动用紧急联络渠道向组织报告陈伯的意外身亡，但是不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以免误导上级的判断。自己则按兵不动，静观事态，也许这样会让他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但他不在乎。同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查出杀害陈伯的凶手，以告慰这个不计个人得失默默为党工作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