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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据我所知，你也是文科及第，应当知晓尊礼守法之要义，怎能不经允许，擅自搬运武库？”

他这番话说得先扬后抑，但颇有章法，郭再佑不便硬顶，便解释说以当前情势紧急，方才又有些误会，因此行动有些冒失，但还是再请金睟允许。

然而金睟作为官军的直属上司，自然也不能随意分配麾下军兵的武库，否则他接下来如何指挥？因此断然不许，还责令国法森严，擅自搬运武库与盗贼同罪。

郭再佑大怒道：“若是与倭寇拼死作战之人为盗贼，那么一见倭寇便逃之夭夭的诸公和官军又当如何称呼？”义军众人自然大声附和，嘲讽官军只需双腿追兔，无需手持兵器，这作战之事不如就由义军代劳好了。

郭再佑此时早已气极，也顾不得什么大家都是文人出身，又道：“既然官军无法保护百姓免受倭寇残害，则武库兵器自当交到义军手中，由义军保家卫国、驱逐倭寇。观察如若坚持不许，我看恐有顺倭之嫌！”

金睟虽然没有多少战功，但自问不是“顺倭”之辈，当下大怒，拔刀相向。

郭再佑对此不屑一顾，冷笑道：“国难之际，刀剑所指应是倭寇而非百姓，若观察非要与义军战斗，那义军也只能被迫迎战。”义军随即怒目而视，欲与官军决战。

金睟语塞，再度喝令义军不交还兵器便上报治罪，郭再佑脾气也上来了，森然道：“不管你是上报朝廷还是上报倭寇，像你这等懦弱无耻之徒，也不配统兵作战。”随即，郭再佑便领义军将武库搬运一空，官军左右为难，不敢阻拦，金睟气急败坏，立刻将此事上报义州行在。

朝鲜王李昖听闻郭再佑抢夺武库，召集众臣道：“即便郭再佑屡立功勋，但抢夺武库，肆意羞辱朝廷观察使，这与无视寡人有何分别？诸位臣工谁能告诉寡人，此人该当何罪？”

这题颇不易解，但又不得不解，左议政伊斗寿进言道：“郭再佑抢夺武库确属大罪，但依臣之见，观察使金睟将义军当做盗贼污蔑，不思患难与共，这才是引发此事之关键。臣建议，当此国难之际，为顾全大局，请殿下能赏封郭再佑官职，犒赏军备，使官军与义军能勠力同心，共抗倭寇。”

国难之际更当团结内部，这是千古正理，因此领中枢府事郑澈立刻附议道：“正是如此，殿下，义军与官军合力，才能更快克服国难，臣亦做此想。”

洪汝醇则窥见李昖面露不悦，立刻决定了自己的态度，急忙谏言道：“殿下不可！义军如此无视官军，怎能期待同心？若给无视官衙的郭再佑赏封官职，则官军士气必将低迷，而义军反而自以为得势，更加不将官军、官衙乃至朝廷放在眼里。

臣以为为今之计，不仅不可赏封，反而更应立即处斩郭再佑，以儆效尤，彰显朝廷威严不容亵渎蔑视。如若不然，各处义军必争相效仿，凭借些许功劳、势力而无视朝廷，将来讨要封赏、肆意抢夺军备之举定会层出不穷，而后患亦无穷矣！”

伊斗寿闻言大怒，呵斥道：“如今团结一致还不足以能完全阻挡倭寇，你怎能出此离散民心之妄言！殿下，此诚下策也，切不可依。”

朝鲜王李昖却伸手阻拦，摇头道：“洪汝醇之言不可一味否定，义军凭借自身的功劳势力无视朝廷法度，这与以前威胁王室的高丽权民世族有何分别？倘若如此不加制止，反而推波助澜，则战争结束后义军便会成为官军，郑汝立事件也将重演。”

这话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明显有无限拔高之意，因此兵曹判书李恒福劝道：“殿下此言或许过重了些，郭再佑等人不过是为了克服国难而自发抗击倭寇的义军，怎能和叛徒相提并论？”

朝鲜两班虽然内斗激烈，但大家毕竟还是有最基本的认知：大明天兵在平壤才吃了一次亏，接下来的援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如今还全无定数，那么现在还把义军往敌对方向推显然是不行的，就算要处理义军问题，也该等局势稳定一些再说。

李昖见群臣坚持赏封，便思两全之计，欲封赏郭再佑下级官职，将义军纳入官军编制，如此既可令官军势强，又能确保不再有无视官军之事发生。

谁知他这么一说之后，伊斗寿却认为义军难以听从入编号令，李昖问道：“临津江战后寡人醒悟，像韩应寅、金命元那样分为两个指挥体系作战是必败无疑的。既然如此，将义军和官军两个指挥体系合二为一有何不妥？”

郑澈答道：“殿下，临津江战败是战术不当，战令和战术难以连贯所致，与此事并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