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统治阶级当然也剥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国家体制问题，是封建王朝统治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鞑清的统治则不然，它不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剥削，还有“国族”对“非国族”的剥削，这当然会让人数占据绝大多数的“非国族”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

简单来说，清末普通人坐视朝廷挨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你们平时尽欺负我们，那我们凭甚么要在你们挨打的时候帮你们？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要想不出现这种所谓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会出现一个少数“国族”。倘若必须要有一个“国族”，那只能是汉族。

如果还能再努一把力，则最好这个国族的概念还能扩大化一些，变成“中华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经推行了很久的“泛汉族主义”——通过归化户籍制搞出来的“新汉族”。

总而言之，遵循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历史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从清末开始，到红朝建立，再到华夏复兴。这期间有无数学者们在争议相同或类似的话题。有人坚持复兴古礼，有人提倡****，有人要求辩证接纳，有人提出改良创新，相关理论研究能让人看一辈子还看不完。

然而高务实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华沉沦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国没有沉沦，一直都不逊于任何人呢？这些争论恐怕都未必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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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既然如此，让东风永远强劲不就好了！

周人为了对抗蛮夷而首创“华夷之辩”，利用“诸夏”团结的力量对抗北方蛮夷的入侵。高务实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团结“诸夏”，集东方之力来对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现在很难说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红夷”会威胁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只能慢慢来。在皇家军事学院中最先推行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军人作为直接与外敌对抗的群体，他们更加能理解这种“我们与你们不同”的思维。

先期通过军事学院推行，往后再通过科举的考题、民间的议论等手段，逐渐改变人们的想法，将原本五花八门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有了对抗的力量基础。

当然，高务实从来不是狭义汉族主义者，而是泛汉族主义者，所以他除了在皇家军事学院里设立“宣政”来推行这些思想，也会切实实践，扩大广义汉族群体的基础。

坚持让朝鲜内附，就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例子。在他的安排下，李山海作为朝鲜领议政，代表朝鲜朝廷再次向大明递交了国书。

然后，高务实很快便收到皇帝的谕令，要求他回朝商议近期相关事宜。这道谕令的用词颇为含糊，既没有说明平倭之战究竟打完没有，也没有说明高务实此次回朝是凯旋班师还是“中期述职”，甚至没说究竟要商议什么“相关事宜”。

不过高务实却欣然踏上了回京之路，因为他知道，含糊其辞正说明了一点：皇帝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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