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明朝，由于独特的内阁制度，权臣专权倒是不常见，但原本万历年间朝廷大权掌握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的故事也不能无视。
试想一下，如果皇帝继位时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比如至少二十几岁的年纪继位，那么皇帝既有雄心壮志豪气凌云，又基本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才能，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干政事件的发生。
但是如果皇帝的年龄较小，那么上面的三种干政情况随时可能会出现，或是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与此同时，幼主登基就意味着父皇已经丧命，这对于尚处于年幼时期的小皇帝来说也是心理上一个不小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其心性的养成。那就意味着也没人知道这位皇子在继位成为帝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在成长过程中被身边的人教坏等等。
反之，皇帝是一个成年人，那么执政思想和个人性格基本是固定的，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具备高度确定性”，这样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大臣、百姓都是好的开始。
若干年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在选举国家元首时往往会有年龄下限的限制，其道理也正由此而来。
当然，刚才说过，明朝由于体制独特，其在这个问题上具备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明朝在永乐之后基本已经不具备诸子夺嫡的某些先决条件，即亲王(皇子封亲王)掌兵的权力和任意结交大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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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改动使得皇子们在登基之前无法有效地培养个人势力，只能依赖其自身的正统性按照制度决定是否能够继位。若是不能，那就只能等着封王之国，当个富贵闲人。
其二，明朝独特的内阁制度使得即使首辅也只是具备“有限相权”，同时还连个宰相的真实头衔都没有。这就使得在明朝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权臣，错非是特殊情况导致的特殊时期——比如历史上的张居正，那么权臣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话说回来，张居正那个“权臣”其实也很有水分，事实上他如果不能取得李太后的默许，且与冯保形成内外一体的攻守同盟，其权力本质上来说依旧有极大的局限。
说得不好听点，李太后只要拉着皇帝下一道旨意，张居正也得和他的前任高拱一样当场卷铺盖走人，时效性之强可谓是“政治死刑，立即执行”。
别说李太后了，就算只是冯保跳反，张居正也做不成事。正因如此，张居正才不得不多次包庇冯保。
不是张居正不知道其中危害，而是他深知如果没有了冯保，他这个所谓的“吾非相，乃摄也”就不过是一句笑话。
其三，既然皇室兄弟和权臣的威胁都解除了，那么按照中国历代的传统，就还剩下最后一个：外戚干政。
不过……在大明朝说外戚干政，但凡读过五分钟明史的人都知道是纯属搞笑。
关于这一点，首先要知道历史上的外戚干政是怎么形成的。
就以公认最强大的汉唐两朝举例：汉朝的外戚都是什么档次的外戚？前期都是名臣之家，或者世家大族出身，比如霍家、窦家；
后期虽然也开始选择普通人家，可是一旦成为外戚，立刻就会得到巨大的实权。比如说东汉末年的何进，他就从肉联厂老板一跃而为掌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
唐朝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比如说贡献了大唐皇室最多皇后的家族是哪家？正是大名鼎鼎的太原王氏。
这样的外戚家族有什么特点？特点就是本身实力很强，一旦身居高位，家族之中有大量人才可以安插进朝廷班子，一下子就能把朝廷大权给接掌过去，直接架空皇帝。
这里的例外可能就是何进，何家本来是被宦官集团捧上去的，宦官们看重的就是何家根基浅，只能与他们形成联盟。
然而宦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进这厮空有野心，却没什么能力，居然很容易就被袁绍这个士族代表给忽悠瘸了，居然要对宦官集团搞背刺。结果宦官集团和何家明明一手好牌，却最终一起手拉手打出了gg。
总之，外戚想要架空皇帝，前提是这个家族树大根深，自己家族或者关联势力之中有大把的人才可用，否则是成不了事的。
于是，吸取了教训的大明朝先是直接把皇室联姻的传统给换了，自永乐以后就不找大家族之女为后、妃，而是专从京畿附近的小官吏家族挑人。
这样的小官吏家族有两大好处：一来他们没什么背景和势力，无法在家中出了后、妃之后拉出一大帮家里人来把持朝政；二来他们毕竟是官吏出身，家中女儿到底是有着基本礼仪和教养的，不必太担心会挑出一些蠢妇、恶妇、毒妇，对朝政产生大的危害。
当然，以上这些还被搭配朱元章指定的后宫制度一并施行，那就更让后宫妃嫔除了成为太后之外根本不可能对外廷朝政有置喙之机。
除了联姻传统被换掉，外戚干政的另一条路子也被堵死，那就是“重用外戚”这个习惯。大明朝也“重用外戚”——五军都督府嘛！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每个府的左右都督随便你挑，能挑出一个有实权的都算我输。
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外戚干政的所有途径全部都被堵死，所以终明一朝两百余年，没有哪怕一个外戚能对皇权形成任何一丢丢威胁。
如此，皇权的交替就完全成了天家内部按照规则来确定谁继承大统的局面，而如果非要说这个制度还有一点外部干涉的力量，那就只剩文官集团——不是某位权臣，而是整个集团对这一制度的制约。
所谓制约，可以分作一体两面来看。
一方面，文官集团可以看做这个制度的天然拥护力量。文官集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稳，坚决反对国家动荡——因为国家动荡会导致武将集团的力量得到强化，让文官集团的利益受损。
这样一来，文官集团就会不断的强化和拔高“正统性”的重要程度，坚决要求册立储君这件事必须按照规矩来办，甚至会不惜与皇帝本人强顶硬刚。
归根结底，文官集团这么做从来不是什么正义感使然，而是集团利益使然。还是那个道理，触动灵魂都不如触动利益导致的后果严重。
这就形成了制约的另一方面，即文官集团不仅是拥护者，它也是监督者。谁敢破坏这一制度，文官集团都会与之敌对——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同时，这种敌对也不分对象，即便破坏者是当今皇帝本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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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国本之争的过程中，郑皇贵妃虽然一直被文官集团立为靶子，可是由于郑皇贵妃也不是不懂规矩的人，她并没有直接跳出来做什么明面上破坏制度的事，而是躲在皇帝身后怂恿皇帝去和文官集团斗法，因此一直以来文官集团也没能直接打击到她本人——虽然这种尝试从来没有断过。
但是昨天发生的事却给这样做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你郑皇贵妃涉桉了，而且涉的事弑君大桉，那我们文官集团就必须彻查到底了。
王家屏那样的传统官员都能在即将卸任之前做出要以辞职相迫的决定，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不过，王家屏的立场相对比较简单直接，有意思的还是高务实和沉一贯的态度。
沉一贯支持彻查，是自知情况敏感，自己已经有了暴露的可能，因此希望把郑皇贵妃推出来当挡箭牌，或者说树为标靶，引得所有的火力都朝她发泄，从而使自身涉险过关。
高务实支持彻查，是在知道皇帝不肯大动干戈——尤其不肯动郑皇贵妃的前提下，以彻查翊坤宫为由头，顺藤摸瓜把沉一贯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在他看来，如果事情能够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一来沉一贯这个朱常洛的最大支持者基本要宣告政治死亡；二来又可以警告郑皇贵妃，让她知道事不可为，今后不要再有非分之想。
当然，还有第三点：郑皇贵妃经此一事虽然不必负主要责任，但大罪可免，小罪难逃，事后多半也还是要受到一些惩戒——比如削掉“皇贵妃”名号中那个“皇”字，收回宝玺，不再被视为什么“副皇后”，同时也就让朱常洵在皇嫡子朱常灏面前再无任何正统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