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叔认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于是一边行军一边跟部队的技术干部学习。到临阵前的12月7号、8号，他就学会了工程技术人员用几年才学会的业务知识，已经能协助中队长精心策划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雷管炸药到一锹一镐……

因为部队是临时组建的，没司务长，中队的伙食和装备也归他这个文书管。他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账本。上级配发了哪些工具，队里采购了多少工具，每天伙食费花了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花多少钱，每天吃多少粮食，都要精打细算。

他们就是这样精神饱满地精打细算，斗志昂扬地挨冻忍饥，一路唱着战歌向鸭绿江挺进的。1950年12月9日下午，他们中队作为先遣部队跨过了冰封的鸭绿江。

我不知道他们跨江的画面是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只知道日记里记载着他过江时背着测量工具、带着干粮。我也不知道他们走的是冰河，还是桥梁。我以前什么都不懂，都没仔细问问他，现在想问也问不成了。”

余向前比韩渝更歉疚，以前在老沿江派出所时他只是把老钱当作一个烧饭的退休职工，从未想过老钱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更没问过老钱当兵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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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书记感慨万千，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确认武装部干事正举着小摄像机拍摄，再次看向韩渝。

“那一天日记的页眉处，钱叔只写了‘打前站过江’五个字。一反常态，字迹潦草，想必他肯定累坏了。”

韩渝看了看讲稿，哽咽着说：“过了江就是战场，踏入朝鲜的第一天钱叔便投入了抢修战斗。他在12月10号的日记中写道‘妙香山浮桥不够宽’，‘新兴洞桥被炸成两段’。

1950年11月30日，钱叔在进入朝鲜的第三天，就在日记本上做了规划，‘工程主要是开山，首先要克服急弯、视距加宽、保持宽度和悬崖甚多。第二步是避车洞……

哪条路要修多长，哪条道要加多宽，需要多少吨炸药，勘察有哪些困难，如何保障安全……从钱叔的日记上可以看出，他虽然不是干部，但他所做的工作跟志愿军指挥员没什么两样。”

余向前感慨地说：“那时候识字的人少，部队文书相当于半个干部。”

钱书记深以为然：“是啊，换作别的部队，说不定早提干了。”

“钱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主要负责勘察、设计、施工和协助指导员负责中队后勤，虽不曾跟敌人面对面刺刀见红，但曾多次跟死神擦肩而过。”

韩渝再次擦了擦眼泪，看着躺在鲜花中的老钱遗体道：“一次筑路遇敌机轰炸，部队躲进山洞，敌机向洞内扫射，一颗子弹打到洞壁又弹过来，一个战士推开了钱叔，却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件事成为了钱叔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