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城，过了卡口，连祺问李乐，“诶，你那个什么学弟家在玖台哪？叫啥？有地址的吧，要是上了燕大的，我可能还知道的。”

“黄立，家在玖台一个叫什么师范街的地方，你等等，我瞅瞅详细的。”

李乐拿过包，拉开扒拉出几本书和一个牛皮纸袋子，打开袋子，里面有几张写着申请字样的登记表。

瞅了眼，“原来三十一中的，后来去了市里上学，家在师范街乐园路X组XX号括弧迎宾小卖部后，排房第三个户。呵呵，这地址，详细吧？”

连祺超过一辆“卡拉卡拉”的拖拉机，“那我大概知道什么地方了。那一片说好听点叫平房，不好听叫窝棚，脏乱差。”

“哦。”

听这话，李乐想起曹鹏在道北的家来。前几天回长安，听说那边因为要规划建大明宫公园，准备拆迁，也不知道能不能轮到曹鹏家那个小窝棚。不过就算拆了，就那两间加一起不过二十多平的小屋，估计也没什么头绪。

正琢磨着，“诶，你这看的什么书？”

“啊？哦，你问这个？”李乐把没收进包里的书拿起来晃了晃，“船山全书。”

“什么意思？”

“王船山，王夫之，听过没？”

“好像有点儿印象。”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想起来了，那个明末清初，研究阳明心学的？”

李乐笑了笑，“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国家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你知道这话谁说的？”

“王船山？”

“哈哈，可不，王船山将阳明、龙溪之学，视为丧失礼义廉耻，乃至国家败亡的根源。对于心学，王船山亲近朱熹，但唯独不喜王阳明，连名字都不愿提起，总是用绩溪王氏代替。”

“这人，连半圣都看不起？”

“全圣都看不起的人多了，何况半个圣人。再说，明末清初那个阶段，口诛笔伐王阳明的，多了去了，从顾宪成到陆陇其，从张烈到顾炎武、张伯行，哪个不骂？心即理、良知、知行合一、阳儒阴释抓着哪个骂哪个。唐君毅先生说过，船山之哲学，重矫王学之弊，故于阳明攻击最烈。于程、朱、康节，皆有所弹正，而独契于横渠。”

连祺眨眨眼，“你这，都是哪知道的？”

“读书么，不就杂七杂八？你不看的？”

“呃.....”

“不好意思哈。”

“没啥，看这些古文，犯困的。”

“看进去了，也就有意思了。”李乐把书塞包里，“你知道如果按照儒学学派划分，教员属于哪一派的么？”

“不会是王船山吧？”

李乐没答，只是笑道，“你可以看看实践论，这里面就充分体现了对王船山知行观的发扬。”

“教员写过一首诗，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当年在长征时候，写实践论里面的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据说就是借用了王船山尚书引义里面的一句。不过，这句话，我还没看到。”

“实践论学过，不过这王船山的知行观有啥联系？你给说说？”

“你不是听古文就犯困么？你这开车呢。”

“你瞧，连他老人家都继承、推崇的东西，咱们这小虾米，不得多学学？”连祺摁了两下喇叭，表示不困。

李乐想了想，“我也是现学现卖。你听听就成，还得自己琢磨去。”

“那是那是。”

“有人说，往前六百年，知行问题论述集大成者，即王船山。一是批判、二是吸收朱熹、王阳明知行学说，提出了唯物的知行合一理论。从道和德两方面论述对认识的起源和认识的两个阶段，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有自己的讲解。”

“见闻之知，止于见己闻。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认识起源于感觉，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德性之知，则可指导人的行为或实践。知行相资以为用。夫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也，君子之知，以审行。”

“而实践论里，也说了，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丰富材料和合于实际才能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

连祺明显很聪明，琢磨琢磨就问道，“那知行关系上呢？”

“注重行或实践，知可诡而行不可诡。用行为来检验知识的真假，用行来衡量知能否实现，这不就是初步蕴含了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么？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显然是重视行的功效，行比知更高级更重要。”

“实践论对这个描述的很详细，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你自己去看，说了多得说我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