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日子,我像上了发条,拼命工作,加班,一点点攒钱。生活的窘迫渐渐改善,我从合租屋搬出来,有了自己的小公寓,后来,机缘巧合,加上一点破釜沉舟的勇气,我盘下了一个小店面,开了家属于自己的餐厅,取名就叫“暖寓”。
餐厅的生意慢慢走上正轨。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雪夜,那口救命的粥,那张皱巴巴的五十元。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那位环卫阿姨。过程并不容易,环卫工人流动性大,区域也常调整。直到一年后,我才通过一位常来送菜的老师傅,辗转找到了她——赵阿姨。
我邀请她来餐厅,她起初很拘谨,推脱了好久。我只好说,是当年借了她的钱,现在来还。她这才犹犹豫豫地来了。见到我,她愣了半天,才从记忆深处捞出那个在雪夜里痛哭的狼狈姑娘。我坚持要“还”她钱,她死活不肯收那么多。最后我只好说:“阿姨,那这样,这钱算我存在您这儿的,您随时来我这儿吃饭,就从这里面扣,行吗?”
我给她留了靠窗最好的一个位置,告诉她,这个位子,永远为她留着,永远免费。赵阿姨拗不过我,后来便偶尔会来。总是在她下早班或者晚班清扫结束后,点一份最便宜的简餐,默默吃完。她话很少,总是安静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眼神里有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也有一丝难以捕捉的落寞。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她来,我给她做吃的,有时陪她说几句话;她走,我给她塞些水果点心,她推辞不过,才会收下。我以为,这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了,一份善意,得到了迟来的,力所能及的回报。
直到那个下午。我整理旧物,翻出了当年那个视若珍宝的笔记本,里面,平整地夹着那张改变我人生态势的五十元钞票。十年过去,纸币更显脆旧,上面的纹路几乎被摩挲得平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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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对着光,想再看看那承载着温暖的图案。光线透过纸币,我忽然注意到,在边缘一处原本以为是污渍的地方,似乎夹着极薄的东西。我屏住呼吸,用镊子,极其小心地,从纸币两层纸张的微小缝隙里,夹出了一张东西。
那是一张裁剪得很不规整的小照片,比拇指指甲盖大不了多少,已经泛黄,边缘卷曲。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穿着过时的军装,戴着军帽,脸庞黝黑,笑容却异常灿烂,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眼睛里像落满了星星。他那么年轻,那么鲜活,仿佛能听到他拍照时那声充满生命力的“茄子”。
照片背面,用极细的蓝色圆珠笔,写着两行小字,字迹因为年深日久而有些模糊,但仍可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