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悦是真实的，但他无法忘记疫情初期中医被边缘化的尴尬，无法忘记网络上那些尖锐的质疑，无法忘记重症监护室里与死神搏斗的惊心动魄，更无法忘记那些因各种原因未能挽回的生命。

一场疫情，如同一面巨大的放大镜，将中医药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优势与困境，无比清晰地暴露出来。

优势在于其“治未病”的预防理念、整体调节的治疗思路、以及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基于“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但困境同样显而易见：

体系缺失：平时，中医药大多分散在各个医院的中医科或私人诊所，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机制。疫情来时，往往需要临时组建专家组，协调沟通成本高，难以快速、高效、成建制地融入主流防控体系。

人才断层：真正能像张景这样熟练运用中医理论处理急症、重症，尤其是应对新型疫病的高水平中医师凤毛麟角。

大部分中医师习惯于处理慢性病，缺乏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信心。

药事保障薄弱：中药饮片质量参差不齐，煎煮配送能力平时闲置、战时严重不足，中药注射液等现代剂型又常常陷入争议漩涡。整个中药的供应链和应急保障体系十分脆弱。

循证壁垒：中医药的评价体系与现代医学的循证要求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特点使得大规模、标准化RCT研究难以开展，导致其疗效常常被质疑“缺乏科学证据”，难以获得广泛的学术认同和政策支持。

公众认知割裂：信者奉若神明，不信者斥为迷信。这种两极分化的认知，使得中医药在推广和应用中常常面临不必要的阻力。

“我们不能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第二天，在明德堂的内部小结会上，张景将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

“疫情就像一次突然的考试，我们侥幸考得还不错。但考试结束后呢？中医药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中常备不懈、运转高效的一部分，而不是每次都要临时抱佛脚？”

黄彪、桂翠、王森都沉默了下来，脸上的喜悦渐渐被沉思取代。他们都是亲历者，深知张景所说的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

“那…那我们能做点什么？”桂翠轻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