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开学前，有一天我趁家里没人时偷偷给王晓峰打电话，约他在城里见面。

他家也是农村的，在城里的另外一个方向之外，距城大约也是十公里的样子。我们俩各自从家出发，在村子外的公路上坐汽车，到约定的广场见面。

王晓峰从高中的时候在家里就是主要的劳动力了，是做农活的好把式。不像张磊，从小到大什么活都不干，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我这个姐姐——只比他大一岁半、个头甚至还比他矮很多的女孩子都干那么多活，而他全然视而不见，从不搭把手，太自私了。

那时候我常常觉得王晓峰就像是《人生》里的马栓，而我就像是刘巧珍。在《人生》这本书里，刘巧珍嫁给马栓是被动的。但现实中生活背景颇像刘巧珍的我，却就爱马栓这种类型的，多么务实啊。

我认为实在，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

王晓峰见了我，仍是露出一脸笑容，但却不会主动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我，即便是热恋的时候，他也总是那么克制，不像有些情侣那样一见面就腻在一起，他总是跟我保持着一个“君子之交”的距离。我忍不住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啊？”

王晓峰眉头一皱，说：“又来了，这个问题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我反倒被说的像理亏、做错了事一样不好意思了，我有些委屈地说：“我就想得到一个确定的、肯定的、明明白白的答案嘛。”

王晓峰声音有些抬高地说：“要是不确定的话，我们今天干嘛要来这里约会呢？人家在地里还干着活儿呢。”他又开始抖机灵开玩笑，显示他的幽默感了。

我被他逗乐了，我在心里轻轻地感叹：王晓峰啊，我多希望地是咱俩的地，活儿是咱俩一起干，生活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上不上大学我无所谓啊，太无所谓了。

我跟王晓峰就坐在广场的长椅上聊天，他给我讲他们家里最近都干了些啥，家里每个人都会干些啥。

王晓峰还有一个妹妹，也马上要高考了，是大姑娘了。我忽然特别想知道，他们家里对待女儿是怎么样的。我说：“你带我去你们家玩吧？”他想都没想就说：“不行，现在不是时候。”我故意逗他：“那什么时候就是时候了呢？”

他严肃起来，说：“以后吧，以后肯定有机会。”

这话像是一种承诺，又像是给了我一直想要的确定的答案。他说肯定有机会，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的心情瞬间明朗起来，内心像盛开了一朵花儿，然而表面仍是不动声色，我佯装不悦地说：“不让去就不让去，哼，谁稀罕！”

进入大二以后，课程一下子变难了。像大学物理，材料力学，这些课程我都听得云里雾里，好像懂，做作业时又不会。

还有一门物理实验的课程，它跟物理竟然属于不同的两门课程，不但分别算学分，也分别由不同的老师教。上课时大学物理是在阶梯教室上理论课，而物理实验呢则是在实验室，需要动手操作。

更要命的是，选课时我稀里糊涂地选了另外一个学院的老师，到了上课时才知道，这个物理实验课我竟看不到一个熟悉的同学，莫说是本班的，就连本专业的、本学院的都没看到。完完全全来到了一群陌生人的地盘上。

上课第一天，老师就说要分组，让大家自由组队，四到五人一组。看样子他们好像都是熟人，很快就分好了组，我尴尬的独立一边，最后看到门口那一组只有三人，就走了过去说：“我跟你们一组可以不？”其中一个很瘦很黑的男生说：“可以啊。”

但我真的不会弄啊，物理课就学得云里雾里，感觉那些伟大的定理、复杂的公式是那样虚无缥缈，那间实验室的设备，又是那样宏大、深不可测，叫人无从下手。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十万八千里，要如何才能将虚幻的理论落实在这些实实在在的设备上让它呈现一个结果？

理科太难了！根本就不是我的长项。

早在高二结束文理分班时，我就很想去文科班，以后考文科，我的作文一直写得很好，阅读理解也不错。但父亲张明德不同意，他说文科读出来以后不好就业。他是一个优秀的理科生，他一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工作那么多年接触最多的也都是理科生，他的认知里理科才是稳当的，实在的。

好在我有初中扎实的底子，高中时成绩在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班级来说一直还算是不错，班级前几名。班主任和我自己，都知道我考上大学是没多大问题的，也就是一般的大学和重点大学之间的区别而已。因而也没在意文科理科这回事，理科就理科，我还省的背那些历史政治方面的材料了呢，本来记性就差的要命。

可是上了大学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理科学起来对我来说很痛苦，大一的高等数学就勉勉强强混了个及格，班上有很多考了90多甚至满分的人，让我自惭形秽。从大二开始学专业基础课，里面都要以数学为工具，我连工具本身都没搞清楚，又如何能用工具来解决其他问题呢。张明德呀张明德，不得不说你的眼界真有点窄，你可算是把我害惨了，我这哪里是读大学，简直就是炼狱啊！

摆在我面前的那个物理实验就更是恼火。

偏偏那个时候，我又像是得了一种神奇的怪病，经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虚幻，做什么事注意力也完全无法集中，课堂上我总是无法长时间坚持听课，控制不住地思想就脱离了课堂，脑子里胡思乱想各种事情，各种画面，家里的，关于弟弟的，村里的，王晓峰的，甚至某个常去的面馆拉面师傅的，乱七八糟，各种各样。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也没法给别人说我怎么了，甚至也没人可以诉说。

课程变难，完成作业耗时更多，我跟王晓峰的信不约而同都变少了，电话还是每天都打，好像他的电话成了我每天唯一的精神力量。偶尔我也会跟顾琳打电话，聊的都是一些有的没的，乱扯一气。

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教室上自习，想着跟我隔山隔水的王晓峰，看不着，触不到，思念却又将我完全地控制，就有点想哭，有些时候真就会流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