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而行黄老之术，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同时，因为人口滋生，经济恢复，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功臣揽权，豪强兼并，匈奴侵扰，以及诸侯王势大，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法家没有市场，可无“法”则中央权威不振，皇权不专，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杂糅儒法、兼蓄阴阳，更注重“仁政”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并接连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提出了，他们改革的主张，希望收权威于上，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

文景时期的改革

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我们都知道，之所以有此大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结果。

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从文帝开始，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无为”。

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

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集体拥立的。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遍任朝中要职，彼此盘根错节，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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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帝继位之初，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替他出谋划策。贾谊在礼仪制度、功臣诸侯王、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多为”的改革建议，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建议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地的过程中，被周勃、灌婴、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惨遭贬谪。

功臣集团们，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拥有田宅、经济特权，汉初国家又奉行“黄老之术”，对经济政策又不多做干预，军功之人在地方则为豪强，在中央则为三公九卿，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贾谊提出的“改正朔、法制度”本就是为了皇权集中，从根本上触及现有的统治秩序，引起功臣不满，这才有了文帝被迫下罪己诏，并贬斥贾谊的故事。

文帝继位前期，正是君弱臣强，很难对朝局有所改变，只能依靠黄老之术维持君权、诸侯王、功臣集团三股势力的微妙平衡。

可是等文帝中后期以后，在文帝刻意打压下，功臣集团有所收敛，才开始有限度的改革弊政，不过这时贾谊已死，而晁错恰逢其时出现在文帝的视野内。

晁错“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是个地道的法家人物，但又从伏生治《尚书》，又接受了儒家的影响。

面对隐藏在汉王朝“休养生息”繁荣局面下的内忧外患，文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69年），晁错深切时弊，连上三道奏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阐发了他的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的军事经济思想。

除了主动出击匈奴暂不能力行外，其他建议如数被文帝嘉奖听从。这也开启了，汉初政治从“无为”变“有为”的先河。

文帝十五年，晁错被推举为贤良，作《贤良对策》，在此策论中，晁错详细阐述了“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的改革思想。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政治上皇权集中，列侯就国，选贤举能；二、经济上劝农务本，轻徭薄赋；三、军事上择良将，训士卒。

文帝非常欣赏晁错的主张，但还是那句话，政治环境决定政治决策。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势力，是汉初舞台上，不可能绕开的话题。虽然景帝在打压周勃为首的功臣后，皇权得到空前的扩展，可两次诸侯王的叛乱，又让文帝不得不倚重功臣集团的力量，这种政治平衡的态势短时间难以打破，触及根本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故晁错才向文帝建言：削诸侯事、以及变更法令诸多改革，作书凡三十篇，可这些文帝不能尽听，晁错的改革意图一直被雪藏，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景帝为太子时，晁错曾任太子家令，为太子家总管，他的改革建议深受太子认可，甚至被太子呼为“智囊”。等景帝登基为帝，晁错也立刻被任命为内史为九卿之一。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汉书爰盎晁错传》